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，北京城，连风都带着刀子般的寒意，以及更深沉的肃穆。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定在今日举行，原本，那位居于权力中心的领袖，按惯例是不必亲身赴会的。身后诸多繁杂事务，自然有总理周恩来一桩桩理得妥帖熨帖。可偏偏有时，再周密的计划也拗不过一股子难以言喻的心绪。
那天清晨的毛泽东，似乎一切如旧。散步、早餐、处理公务，日复一日的轨迹。但到了午后小憩，他却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索性起身，拿起书卷想静静，眼神落在字里行间，心神却早已飘远了——满脑子都是陈毅。几十年的老交情，从井冈山时期并肩浴血的青春岁月，走到如今阴阳两隔的冰冷现实，一幕幕恍如昨日重现。他禁不住喃喃：“时间过得真是快啊，这么多老同志都走了，连陈毅也……唉，看来也快轮到我们喽。”
墙上的时钟不紧不慢地指向一点半，离追悼会开始已不足一小时。忽然间，他抬起头，对身边的秘书说：“备车，我要去参加！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决然。甚至来不及换下居家常服，只匆匆披了件白色大衣，便匆匆出门，仿佛再晚一秒就会错过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。
追悼会礼堂内，低沉的哀乐回荡，空气凝滞。四周环绕的花圈和挽联，Silent地诉说着哀思。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，步履缓慢地走进大厅，停在陈毅元帅的遗像前。他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那熟悉的容颜，然后深深地弯下腰，鞠了一个躬。
直起身子后，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四周，最后定格在了礼堂角落里，一副不太显眼的挽联上。他低声，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：“仗剑从云，作干城，忠心不易，军声在淮海，遗爱在江南，万庶尽衔哀，回望大好河山，永离赤县。挥戈挽日，结尊俎，豪气犹存，无愧于平生，有功于天下，九泉应含笑，伫看重新世界，遍树红旗。”
这些字句在寂静中回响，不仅是寄托对逝者的哀思，更仿佛触动了他心底深埋的情感，让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复杂的氛围中。周恩来和陈毅的夫人张茜在一旁默默地陪着。毛泽东转过头，语气带着一股掩不住的急切：“这副挽联写得真好，是谁写的？”
陈毅的夫人张茜轻声细语地回答道：“是伯驹写的。”毛泽东闻言，眼睛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，眉头微微蹙起：“张伯驹来了吗？”张茜解释说，张伯驹是陈毅生前十分要好的朋友，但他们老两口从吉林回来后，一直没能落实户口和工作，境况实在不太好，因此没能前来参加。
听到“张伯驹”这个名字，毛泽东并非陌生。他脑海中立刻闪过一些片段：袁世凯的表侄，赫赫有名的“民国四大公子”之一，出身豪门。但他又与其他公子哥不同，身上没有半点纨绔气。九岁就能赋诗，被人称为“神童”，骨子里透着一股文人的痴劲。
他对诗词、琴棋书画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热情，尤其是古代书画的收藏，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在那个战火连天、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的年月，为了保护这些中华文脉不至于散佚，他几乎是倾家荡产，用巨额资金从洋人手里一点点地购回。这份执念，几乎耗尽了他的万贯家私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伯驹更是展现了让人惊叹的胸襟。他将毕生的心血，那些在乱世中用尽心血抢救回来的稀世珍宝，包括隋代展子虔的《春游图》、唐代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、元代赵孟頫的《章草千字文》等一批足以传世的国宝级文物，毫不犹豫地、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。
毛泽东素来钟爱“三李”（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），张伯驹得知这一喜好后，曾将自己珍藏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真迹专门赠予毛泽东。毛泽东得到墨宝，摩挲数日，爱不释手，但最终还是认为如此瑰宝，理应属于人民，不应成为个人私藏。于是，他亲自写信给张伯驹，说明要将《上阳台帖》送往故宫博物院，让更多人有机会一睹真容。
这份尊重与厚爱，让张伯驹深受感动，也更坚定了其将剩余珍藏悉数捐献的决心。正是因为这些桩桩义举，毛泽东对“张伯驹”这个名字，留下了深刻而正面的印象，知道有这么一位文化人，他的一生都活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里。
那么，性格各异的陈毅元帅与这位轻财重义、活得像个“旧时遗老”般的性情中人，又是如何结下这份深厚情谊的呢？据说，缘分始于一次书画展。当时，陈毅已经听说了张伯驹散尽家财抢救文物的事迹，对他很是敬佩。一日，他偶然与警卫员一同逛书画展，警卫员一眼认出了张伯驹，低声对陈毅说：“元帅，那就是张伯驹先生。”
陈毅一听，立刻向前走了几步，语气十分谦和地问：“您是张伯驹张先生吗？”张伯驹大概没料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竟然认识自己，而且如此平易近人，一时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陈毅见他有些拘谨，爽朗地笑了起来，挥了挥手说：“别这么客气，叫我老陈就行！”
这一来二去，两人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聊得十分投机。从诗词歌赋，聊到文物鉴藏，再到家国情怀，共同的爱好和相似的性情让他们仿佛一见如故。也有说法，两人是因为对围棋的共同爱好而成为莫逆之交的。无论最初的触点为何，自那之后，两人便常相往来，彼此之间的情谊日渐深厚。
张伯驹一生视金钱如浮云，几乎所有的家财都投入到了文物保护事业中，自己反而过得异常简朴。世事弄人，谁能想到，后来他因为一些变故被辞退，一下子陷入了生活的困境，日子过得颇为艰难。陈毅的警卫员偶然得知此事，迅速告知了陈毅元帅。
老朋友有难，陈毅岂能坐视不理？他立刻亲自出面，多方奔走，最终将张伯驹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职，这才算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张伯驹对此感激涕零，特意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珍藏中，挑选了几幅颇具分量的字画送给陈毅，以表谢意。陈毅推辞不过，最终欣然接受，两人的这份情谊也因此更进了一层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转眼已是七十年代。一九七一年，张伯驹因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。谁知养病期间，他意外得知，与自己交厚的老友陈毅元帅，也因重病住院，而且恰巧就在同一所医院。张伯驹心中焦急万分，立刻挣扎着修书一封，表达对老友病情的深切慰问。
病榻上的陈毅元帅，彼时已是十分虚弱，但收到张伯驹的信，仍强撑着病体，亲笔给他回了一封信。信中寥寥数语，满是老友之间的挂念与温情。谁曾想，这隔着几道墙壁、简单而温暖的几行字，竟成了两人此生的最后一次交谈，永别的句点。
翌年年初，陈毅元帅病逝的噩耗传来，消息如晴天霹雳。张伯驹得知后，悲痛欲绝，躺在病床上，整日以泪洗面。他拼尽全力地请求医生和家属，希望能允许他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，送老友最后一程。然而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，也为了避免追悼会规模过于引人注目，他的请求最终还是没能被批准。
未能亲往吊唁，成为张伯驹心中巨大的遗憾。他只能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中，一遍又一遍地凝视着陈毅元帅那张熟悉而慈祥的面容，悲从中来，低声抽泣，满腹思念与哀痛无处宣泄。最终，这份如潮水般的深情与悼念，全都倾注在了笔端，化作了那副荡气回肠、情真意切的挽联。
回到追悼会现场，毛泽东听完张茜对张伯驹先生当前处境的解释，沉默了片刻，眉头锁得更紧了。他转向身旁的周恩来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恩来啊，这件事你一定要亲自过问一下，尽快给他解决户口和工作问题！像张伯驹先生这样对国家文化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人才，我们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，一定要妥善安排。”周恩来立刻肃然应道：“主席放心，我一定亲自督办，尽快给张先生落实！”
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不仅仅是对一位文化名士困境的关照，或许其中也夹杂着毛泽东对故友陈毅的一份深厚情谊的延续与寄托。毛泽东与陈毅，从血雨腥风的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并肩战斗，他们不仅仅是上下级，更是可以相互唱和诗词的知己。陈毅的豪爽正直，在关键时刻曾是毛泽东重要的精神支柱，比如红四军“七大”后，正是陈毅力请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。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，陈毅也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。
他们喜欢以诗词相赠，陈毅的诗风豪迈奔放，带着一种不畏艰难、乐观向上的气质，深得毛泽东赞赏。此刻，老战友突然撒手人寰，睹物思人，尤其是看到这样一副饱含深情、字字珠玑的挽联，出自一位与陈毅交厚、又身处困境的故人笔下，自然会牵动他心底那复杂而深沉的情感波澜。
追悼会结束没过多久，张伯驹先生便接到了通知，他被正式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担任特约研究员，户口和生活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。命运的跌宕起伏，有时竟会系于这般看似偶然的瞬间。一副寄托了生者对逝者无限哀思的挽联，就这样意外地触动了历史巨轮上某个关键人物的心弦，从而改变了挽联书写者晚年的轨迹。
历史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涌，而个体的悲欢离合，人情冷暖，往往就浓缩在这些不经意的、富有戏剧性的片段之中，余味悠长。至于那副挽联本身，它早已不仅仅是文字的精巧排列，更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，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深沉情感交织的独特见证。而字里行间所流淌的，除了对故友的沉痛哀悼，似乎还蕴含着一种文人的不屈风骨，以及对一个理想化世界——遍插红旗、山河重塑——的默默期盼。